权力春药，杜兆才遭“空降派”围猎

二零一七年，中国足坛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。这一年，对于足球发展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。

年初，中国足协发布了U23新政，规定中超联赛每场报名名单中必须包含两名U23球员，并且其中一名必须首发出场。这一政策旨在培养年轻球员，提升中国足球的未来潜力。

三月，国家体育总局明确指出，“天价球员”现象是投资足球的人过于追求商业利益而产生的，对此高度警惕，并决定出台更严格的整肃措施。

五月，为了进一步规范足球市场，限制高价引援的通知出台，引援调节费随之产生。规定每场比赛中，上场的U23国内球员人数必须与外籍球员人数相等，以实现内外球员的均衡发展。

六月，杜兆才空降足协，带着任务而来。他作为钳制陈戌源的重要一环，以及架空前任足协主席的关键棋子，掌管着足协的大权。他的到来，引起了足坛内部的权力斗争和人事调整。

杜兆才在足协内部建立了自己的势力，形成了所谓的“杜门九虎”，他们分别担任要职，负责不同方面的工作。同时，他还从辽足招来了一批教练，被称为“东北帮”。在他的主政期间，外事工作由他掌控，而内部管理则交由陈戌源负责。

随着杜兆才的权力不断扩大，他和陈戌源的权力斗争也逐渐浮出水面。两人分席而坐的公网传闻让内部对立悄然成型。杜兆才试图通过安插自己的亲信来削弱陈戌源的势力，而陈戌源则开始招揽与自己关系密切的职员，形成了“上海帮”。

在二零一八年初，足协进行了中层管理人员选拔任工作的公示，凸显了“专业化、高学历、国际化、年轻化”的特点。然而，杜兆才在主抓足协工作期间，为了给“自己人”安插岗位，大大扩充了足协的编制数量，导致整个足协的管理机构变得臃肿不堪。

在二零二零年的足协部门分工调整中，陈戌源力主推行“精兵简政”，意图削弱杜兆才的势力。他合并了多个部门，成立了“大竞赛部”，以强化自己的管理权。

然而，“东北帮”和“上海帮”之间的权力斗争愈发激烈。陈戌源还特意在上海设置了自己的办公室，将足协的北京总部大楼让给杜兆才。然而，随着中国申办亚洲杯的希望落空，“陈杜”的声誉遭到重创。

在二零一九年的风波中，杜兆才的罪行逐渐曝光。他不仅贪财、好色、迷信、飞扬跋扈，还与俱乐部老板之间的利益围猎中迷失了自我。他的种种罪行最终被官方确认，并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，并处罚金四百万元。他是足坛反腐历史上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之一。

杜兆才的落马让人们反思权力的重要性。当一个人手握绝对权力后，容易迷失心智，觉得自己无所不能。这也是“杜兆才们”最终落马的根本原因。在足球的发展中，我们需要的是公正、公平、透明的环境，而不是权力的滥用和腐败。只有这样，中国足球才能真正走向世界舞台。